1927年7月上旬,在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叛变革命前夕,会见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服从共产党的领导。7月下旬率部开赴九江,会见谭平山等共产党人,赞成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南昌起义计划。到达南昌后,被周恩来代表中共前敌委员会委任为起义军总指挥兼第20军军长,参与领导“八一”南昌起义。后率部南下,9月在江西瑞金,由周逸群、谭平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起义军在广东失败后,经香港转到上海,向周恩来提出回湘西重新组织武装。1928年1月与周逸群等组成中共湘西北特委,3月回到桑植后,很快组织起3000余人的工农革命军,攻占桑植县城。4月初在国民党军反扑时作战失利,队伍大部失散。7月任中共湘西前敌委员会书记和重新组建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军长。9月因叛徒出卖,部队遭敌多次袭击,损失巨大,被迫退入湖北鹤峰山区。在姐姐贺英指点下,他认识到单靠故旧不行,决心创建新型武装。经过整顿和遣散老弱,全军虽仅剩91人、72支枪,但多为党员和革命骨干。<ref name="贺龙(1896~1969)" />
1929年1月率部袭占鹤峰县城,成立苏维埃政府,开展土地革命,创建了湘鄂边苏区。此时接到中共中央《关于军事策略问题给贺龙同志之指示信》,他谢绝了信中要他离开湘西到中央工作的意见,表示要在当地坚持斗争。根据信中传达的中共“六大”精神,对部队进行思想整顿。反对军阀主义和“拖队”(即当“山大王”)等不良倾向,按照官兵平等的原则建立民主制度,加强党员的教育和训练,建立各级政治工作机关。在军事斗争方面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明确游击战略和战术。不久,指挥红4军挫败敌湘鄂西民团联防的多路进攻,击毙其总指挥王文轩,攻占桑植县城。7月,采取诱敌深入和伏击战术,歼灭来犯的国民党军向子云旅,使红4军发展到4000余人。随后率部向大庸(今张家界)、慈利发展,消灭地方武装和团防,巩固了湘鄂边苏区。1929年1月率部袭占鹤峰县城,成立苏维埃政府,开展土地革命,创建了湘鄂边苏区。此时接到中共中央《关于军事策略问题给贺龙同志之指示信》,他谢绝了信中要他离开湘西到中央工作的意见,表示要在当地坚持斗争。根据信中传达的中共“六大”精神,对部队进行思想整顿。反对军阀主义和“拖队”(即当“山大王”)等不良倾向,按照官兵平等的原则建立民主制度,加强党员的教育和训练,建立各级政治工作机关。在军事斗争方面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明确游击战略和战术。不久,指挥红4军挫败敌湘鄂西民团联防的多路进攻,击毙其总指挥王文轩,攻占桑植县城。7月,采取诱敌深入和伏击战术,歼灭来犯的国民党军向子云旅,使红4军发展到4000余人。随后率部向大庸(今张家界)、慈利发展,消灭地方武装和团防,巩固了湘鄂边苏区。<ref name="贺龙(1896~1969)" />
1930年7月率部东进,在洪湖与周逸群创建的红6军会合,任合编的中国工农红军第2军团总指挥,同政治委员周逸群指挥所部攻占潜江等地,使洪湖苏区的江陵(今属荆沙)、监利、潜江、沔阳等县连成一片。10月起,由于中共湘鄂西特委领导执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命令红2军团南渡长江,配合红1、红3军团攻打长沙,结果接连失利,被迫退到鹤峰、五峰一带。1931年3月,红2军团改编为红3军,他任军长,率部转战荆(门)当(阳)远(安)地区。6月攻占房县,创建鄂西北苏区。10月率部返回洪湖。1932年春在地方武装配合下,连获龙王集、文家墩等战斗的胜利,使红3军和洪湖苏区进入全盛时期。但由于“左”倾路线的危害,他的正确意见不被采纳,致使红3军第四次反“围剿”中陷于不利,被迫于10月退出洪湖,绕道豫西南、陕南、鄂川边转往湘鄂边。1933年,曾多次准备在湘鄂边重建根据地,但都未成功。期间,对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继续推行“左”倾路线和“肃反”扩大化进行了坚决斗争。1934年5月率部进入川黔边的沿河、印江、德江、松桃、酉阳等地,创建黔东苏区。1930年7月率部东进,在洪湖与周逸群创建的红6军会合,任合编的中国工农红军第2军团总指挥,同政治委员周逸群指挥所部攻占潜江等地,使洪湖苏区的江陵(今属荆沙)、监利、潜江、沔阳等县连成一片。10月起,由于中共湘鄂西特委领导执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命令红2军团南渡长江,配合红1、红3军团攻打长沙,结果接连失利,被迫退到鹤峰、五峰一带。1931年3月,红2军团改编为红3军,他任军长,率部转战荆(门)当(阳)远(安)地区。6月攻占房县,创建鄂西北苏区。10月率部返回洪湖。1932年春在地方武装配合下,连获龙王集、文家墩等战斗的胜利,使红3军和洪湖苏区进入全盛时期。但由于“左”倾路线的危害,他的正确意见不被采纳,致使红3军第四次反“围剿”中陷于不利,被迫于10月退出洪湖,绕道豫西南、陕南、鄂川边转往湘鄂边。1933年,曾多次准备在湘鄂边重建根据地,但都未成功。期间,对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继续推行“左”倾路线和“肃反”扩大化进行了坚决斗争。1934年5月率部进入川黔边的沿河、印江、德江、松桃、酉阳等地,创建黔东苏区。<ref name="贺龙(1896~1969)" />
1934年10月,红3军与红6军团在川黔边界会师后,红3军恢复红2军团番号,他任军团长,与政治委员[[任弼时]]统一指挥红2、红6军团的行动。为策应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长征,当月率部发起湘西攻势,在永顺县龙家寨歼湖南军阀陈渠珍2个旅大部,乘胜攻克大庸、桑植、桃源、慈利等县城,牵制国民党军大量兵力,并创建湘鄂川黔苏区,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行动。 1935年初,国民党军以80余团兵力,分六路进行“围剿”。他采取诱敌深入、歼其一路的战法,在桑植陈家河歼敌58师172旅,接着又在桃子溪歼敌58师师部及174旅,并乘胜东出慈利,连战连捷。5月,他在正确分析形势后,决定对湘敌取守势,对鄂敌取攻势,指挥红2、红6军团突然转向湖北,以一部包围宣恩,以主力在忠堡地区打援,歼敌41师师部和121旅。8月在板栗园设伏,歼敌85师大部。随后又在芭蕉坨击溃敌陶广纵队10个团,彻底挫败国民党军的“围剿”,并乘胜展开反攻,先后占领石门、澧州、津市、临澧等县城。<ref name="贺龙(1896~1969)" />
1935年9月起,蒋介石又调集130余团兵力“围剿”红2、红6军团。他与[[任弼时]]等决定率部转移,于11月从桑植刘家坪出发,开始长征。1936年初进入贵州乌蒙山区后,面对国民党军的包围,采取同敌人兜圈子的战术,转战千里。3月下旬跳出包围圈,进占贵州西南部的盘县、毕节地区。月底收到红军总司令部命令红2、红6军团北上与主力会合的电报,遂率部西进,于4月下旬从滇西石鼓、巨甸渡过金沙江,进入西康(今分属四川、西藏)。7月初在四川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根据中央电令,红2、红6军团及红32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他任总指挥。此间,与等决定率部转移,于11月从桑植刘家坪出发,开始长征。1936年初进入贵州乌蒙山区后,面对国民党军的包围,采取同敌人兜圈子的战术,转战千里。3月下旬跳出包围圈,进占贵州西南部的盘县、毕节地区。月底收到红军总司令部命令红2、红6军团北上与主力会合的电报,遂率部西进,于4月下旬从滇西石鼓、巨甸渡过金沙江,进入西康(今分属四川、西藏)。7月初在四川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根据中央电令,红2、红6军团及红32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他任总指挥。此间,与[[朱德]]、[[刘伯承]]、任弼时、关向应等一起,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斗争。下旬,率部与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10月在甘肃静宁以北的将台堡(今属宁夏)与红一方面军会师。11月指挥所部参加山城堡战役。、任弼时、关向应等一起,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斗争。下旬,率部与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10月在甘肃静宁以北的将台堡(今属宁夏)与红一方面军会师。11月指挥所部参加山城堡战役。<ref name="贺龙(1896~1969)" />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20师师长,与政治委员关向应率部开赴晋西北抗日前线,在雁门关等地打击日军。在作战中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1938年3月指挥所部歼日伪军1500余人,先后收复宁武、神池等7座县城,巩固和扩大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同年秋,以主力一部组成大青山支队,挺进绥远(今属内蒙古)开辟大青山抗日根据地。12月率师主力东进冀中,挫败日伪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多次围攻,所部也从到冀中时的6000余人扩大到2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20师师长,与政治委员关向应率部开赴晋西北抗日前线,在雁门关等地打击日军。在作战中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1938年3月指挥所部歼日伪军1500余人,先后收复宁武、神池等7座县城,巩固和扩大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同年秋,以主力一部组成大青山支队,挺进绥远(今属内蒙古)开辟大青山抗日根据地。12月率师主力东进冀中,挫败日伪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多次围攻,所部也从到冀中时的6000余人扩大到2.1万人。1939年4月指挥齐会战斗,与日军激战三昼夜,虽中毒负伤仍不下前线。9月率部北返途中指挥陈庄战斗,歼日伪军1200余人。1940年2月回到晋西北,任晋西北军政委员会书记。5月领导军民挫败日伪军2万余人的大“扫荡”。8月指挥所部和中共领导的山西新军一部参加百团大战,予日伪军以沉重打击。11月任晋西北军区司令员。领导军民进行反“扫荡”、反“蚕食”、反“治安强化运动”的斗争。1942年起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晋绥军区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兼西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面对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他领导军民自力更生,提出“一手拿枪,一手拿锄”的口号,派359旅到南泥湾屯垦,使部队基本实现自给;开煤矿、办商业增加收入,自办银行稳定金融,统一边区财政,实行盐和土特产品统销制度,克服了根据地的经济困难,打破敌人封锁,度过抗日战争的艰苦阶段。同年冬领导军民开展“把敌人挤出去”的斗争,摧毁日伪军大量据点和“维持会”,逐步把敌人挤回到交通线附近,并挫败日伪军多次“扫荡”,保障了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的安全。1944年秋起,指挥晋绥军区部队展开攻势作战,由局部反攻到全面反攻,收复大片国土。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ref name="贺龙(1896~1969)" />
日本投降后,率部挺进绥南,协同晋察冀野战军发起绥远战役,收复被国民党军强占的丰镇、集宁等城镇。1946年7月指挥晋北战役,攻克朔县(今朔州)、宁武、繁峙等8城,歼国民党军阎锡山部8600余人。1947年3月,国民党军向陕甘宁边区发动重点进攻时,再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并兼西北财经办事处主任。在天灾、地瘠、民贫等困难条件下,指挥所属15个军分区的地方部队和民兵,积极配合日本投降后,率部挺进绥南,协同晋察冀野战军发起绥远战役,收复被国民党军强占的丰镇、集宁等城镇。1946年7月指挥晋北战役,攻克朔县(今朔州)、宁武、繁峙等8城,歼国民党军阎锡山部8600余人。1947年3月,国民党军向陕甘宁边区发动重点进攻时,再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并兼西北财经办事处主任。在天灾、地瘠、民贫等困难条件下,指挥所属15个军分区的地方部队和民兵,积极配合[[彭德怀]]指挥的西北野战军作战,保障中共中央后方基地的安全,同时负责整个西北战场后方工作和根据地建设。他集中党政军民的力量,千方百计为前方筹集经费、粮草、被服、弹药,不断组织新的兵团开赴前线,保障了西北野战军挫败国民党军重点进攻并转入外线实施战略反攻。1948年6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9月兼任西北军政大学校长。1949年2月任西北军区司令员。11月率第18兵团翻越秦岭进入四川作战,以“先慢后快”的作战方针协同第二野战军发起成都战役,采取政治攻势和军事包围相结合的策略,迫使国民党军主力裴昌会兵团投降,解放西南广大地区。<ref name="贺龙(1896~1969)" />
1950年2月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区司令员。在西南局统一部署下,领导对国民党军起义、投诚部队和被俘人员共约90万人的整编及改造工作,指挥部队肃清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土匪85万人,恢复工农业生产,稳定了西南局势。同年6月指挥进藏部队解放昌都,歼灭藏军主力,打开进藏门户,促进了西藏的和平解放。1954年6月起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9月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6年在中共中央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1960年任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多次到基层调查研究,狠抓军工产品质量,尤其重视飞机的生产。强调自力更生发展国防工业,完善国防工业体系。1963年9月起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加强军队党的建设和政治思想工作;重视战备训练和民兵工作,大力倡导群众性练兵活动;关心和指导军工生产、军队屯垦和军事院校等工作,对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ref name="贺龙(1896~19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