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瑞卿
罗瑞卿(1906年5月31日—1978年8月3日),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四川省南充人,192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毕业,大将军衔。
他曾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62年9月至1966年5月)、国务院副总理(1959年4月至1966年5月)、解放军总参谋长(1959年9月至1965年12月)、公安部长(1954年9月至1959年9月),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我军的发展壮大,建立了卓越功勋。[1]
生平
1906年5月31日,罗瑞卿生于四川省南充市舞凤乡清泉坝。读过私塾和高级小学。1921年入南充中学后,接受进步思想,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与家庭发生严重冲突。1926年前往成都,入实业专修学校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以优异成绩考取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27年5月参加反击叛军夏斗寅部进攻武汉的战斗。7月准备赴南昌参加起义,但行至九江,得知南昌起义已经撤离,遂返回武汉。1928年到上海,与中共党组织取得联系,转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中央军委领导下从事秘密工作。1929年2月奉命前往闽西,参与组建并训练地方武装。5月任闽西红军第59团参谋长,率部配合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4军入闽作战,参加开辟闽西苏区和龙岩、白砂等战斗。6月,所部编入红4军,先后在第2、第4纵队任支队党代表等职。1930年初任第2纵队政治部主任,转战闽西和赣南地区。10月任红4军第11师政治委员,致力于加强部队政治工作建设。12月参加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1931年5月在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作战中左腮被子弹击穿,伤及动脉,血流如注,当即昏死过去,经全力抢救方转危为安。1932年3月任红4军政治委员,与军长王良指挥部队在漳州战役中担任主攻,并率部参加乐安宜黄、建黎泰、金资等战役。1933年1月调任红1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参加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由于工作出色,被授予二等红星奖章。1934年10月参加长征,途中曾任中央红军先遣队参谋长,参与指挥强渡大渡河战斗。到陕北后,任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2]
1936年6月起任中国工农红军大学(1937年1月改称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副校长。12月参加中共代表团,协助周恩来处理西安事变。在主持抗大日常工作期间,坚决贯彻毛泽东制定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为办好抗大倾注了大量心血,为各抗日根据地输送了大批军政干部,使其成为全国闻名的革命大学校。1938年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完成《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一书,系统地总结了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经验,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1939年7月奉命率抗大总校和陕北公学等数千名教员、学员东渡黄河,越过敌封锁线,进入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办学。1940年5月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转战太行山区,参与指挥百团大战和领导华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他经常深入部队调查研究,帮助基层连队整顿支部,开展“模范支部”活动,有力地推动了部队的基层建设。所著《目前政治工作建设上的一些问题》,总结了抗日游击战争政治工作的经验,提出一系列加强政治工作的措施,对指导部队政治工作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1944年初回延安,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6月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2]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晋察冀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46年初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参谋长,协助叶剑英同国民党方面谈判。6月任晋察冀野战军政治委员,参与指挥大同集宁、张家口、易满、保南、正太、青沧、保北、大清河北等战役。在1947年10月、11月的清风店战役和石家庄战役中,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威力,激励广大指战员发扬不怕困难、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保证了战役的顺利实施。1948年5月晋察冀军区和晋冀鲁豫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后,任政治部主任兼第2兵团第一政治委员,与兵团司令员杨得志率部出击冀热察,牵制华北国民党军,有力地配合了东北野战军的作战。随后参加平津战役,指挥部队星夜兼程,将国民党军第35军大部歼灭于新保安,取得战役打响后第一个胜利。1949年1月,所部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兵团。3月开赴山西,参加太原战役。[2]
新中国建立后,受命组建公安部并任部长,同时担任全国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公安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领导和组织了建国初期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和肃反运动,加强法制建设和治安管理,对开创新中国的公安政法工作、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卓越贡献。1955年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56年9月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我国肃反运动的主要情况和若干经验》的发言,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称赞。1959年4月任国务院副总理。9月起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和秘书长、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1961年11月兼任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1962年9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65年1月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从1959年到1965年,这6年是他军事生涯最辉煌的时期。期间,他为维护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加强全军战备训练,发展国防尖端武器和航天事业,促进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呕心沥血,鞠躬尽瘁。1964年组织实施全军群众性练兵运动,大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使部队战术技术水平有了显著提高,涌现出许多“夜老虎”、“铁脚板”、“翻江龙”、“爬山虎”。据统计,1964年全军在步兵武器训练中获得优秀成绩的师比前一年增长4倍,投弹平均达40米以上的师比前一年增长6倍。与此同时,他坚持政治与军事、政治与业务的辨证统一,提倡以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林彪鼓吹的“政治可以冲击一切”、“最高最活”等言论和破坏军队建设的行径进行了坚决抵制,并因此遭到林彪等人的诬陷。在1965年12月举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林彪一伙恶人先告状,说他“反对突出政治”、“篡军反党”。他因此而被先后解除党政军领导职务,并在随后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残酷迫害,造成下肢残疾。1975年8月恢复工作,任中共中央军委顾问。1977年8月复任中央军委常委和秘书长,协助邓小平领导军队整顿和拨乱反正工作,积极支持和参与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以顽强的毅力克服病残折磨,深入部队指导工作,清除林彪、江青一伙对军队建设造成的危害和影响,恢复和发扬我军优良传统和作风。[2]
1978年8月3日9时40分,因患心脏病医治无效逝世,终年七十二岁。[3]
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八届、十一届中央委员,八届中央书记处书记。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军衔
- 大将,1955年9月
荣誉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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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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