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劲光
萧劲光（1903年1月4日—1989年3月29日），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人民海军的主要创建者，湖南长沙人，1919年参加革命运动，1922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托尔马乔夫军事政治学院毕业，大将军衔。
他曾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79年6月至1983年6月）、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1950年1月至1980年1月），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为人民海军的创建和发展壮大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生平
1903年1月4日，萧劲光同志出生在湖南长沙赵洲港一个贫苦的小手工业者家庭。早在青少年时代，他就阅读进步书刊，追求真理。“五四”运动时，他在长沙长郡中学积极投身于反帝爱国的学生运动，受到革命思想启迪。他向往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920年加入毛泽东等同志创办的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同年8月，他进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外国语学社”学习，当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春，他与刘少奇、任弼时等同志一起，历尽千辛万苦，辗转到苏联，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学习期间，他就表达了从事军事工作的愿望，被选送去军事学校学习一年。1922年1月，他出席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1922年底由团转党。1924年1月，作为东方民族的代表为列宁同志守灵。同年秋，萧劲光同志从苏联回国，在安源煤矿从事工人运动。1925年冬任国民革命军第2军第6师党代表，致力于改造旧军队的革命工作。在北伐军进军江西、闽北、江浙及鄂西的诸战役中，他亲临前线，身先士卒，为促进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促进国共两党的合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萧劲光同志再赴苏联，入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学习。1930年秋，萧劲光同志回国，任闽粤赣军区参谋长兼政治部主任，并兼任闽西彭杨军事学校校长。他努力将学到的军事知识用于红军建设的实际，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战略战术，参加指挥了闽西苏区反“围剿”等战役。1931年冬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在此期间，他翻译了苏联红军的《野战条令》。1932年，萧劲光同志任红军第5军团政治委员，用杰出的政治工作，成功地将这支参加“宁都起义”的国民党部队改造成为人民军队的作战劲旅。他率部参加了赣州、水口战役，后北上开辟建宁、黎川、泰宁根据地。从1933年起，他先后任建黎泰警备区司令员兼红11军政治委员、闽赣军区司令员兼红7军团政治委员。为开创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34年，在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影响下，萧劲光同志被诬为“罗明路线”在军队中的代表，受到开除党籍，判处5年徒刑的错误处理。在逆境中，他相信党，毫不动摇自己的信念，忍辱负重地为革命工作。解除监禁之后，他先在红军大学执教军事，后任政治科科长。长征时任军委干部团上级干部队队长。遵义会议后，中央纠正了对萧劲光同志的错误处理。1935年6月，他被任命为红3军团参谋长。长征到达陕北后，任陕甘宁省军事部部长兼红29军军长。1937年春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1937年8月，他参加筹备并出席了党的洛川会议。[1]
抗日战争时期，萧劲光同志先后任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主任、留守兵团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在此期间，他遵照古田会议决议精神，组建了留守兵团，率领部队出色地完成了陕甘宁边区的剿匪任务，稳定了边区秩序；打退了日寇数十次进攻，固守了千里河防。他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负责处理了陕甘宁边区反磨擦斗争中的许多尖锐复杂的问题。他多次做邓宝珊将军等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工作，有效地争取了中间势力。他还同王若飞同志一道为解决“晋西事变”与阎锡山谈判，促使了和平协定的缔结。为了粉碎国民党对边区的封锁，他以身作则，领导部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他还重视研究军事理论，致力于军队正规化建设。他在留守兵团倡导了把战术和技术分开的军事训练方法，开办各种军政训练班、研究班培养干部。他多次在《八路军军政杂志》等报刊上发表文章。他写的《近战战术》，被作为军事教材印发。他撰写的《游击战争指导要令》中的一些基本观点，被毛泽东同志采纳。他为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根据地，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1945年，萧劲光同志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
解放战争时期，萧劲光同志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员兼参谋长。1946年10月兼任南满军区司令员。他坚决执行中央、军委制定的战略方针和各项政策，与陈云同志一起，领导了坚持南满根据地的斗争，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指挥了著名的“四保临江”战役，为改变东北战场的战略态势，做出了重要贡献。1947年指挥部队参加了夏季和秋季攻势。1948年5月他兼任东北野战军第一前线围城指挥部（后为第一兵团）司令员，与肖华同志一起率部围困长春，采用军事包围、经济封锁、政治瓦解的方法，争取了国民党第60军起义，迫使其余守军全部投降。辽沈战役结束后，他率东北野战军5个纵队入关，圆满完成了隔断平津和协同友邻部队包围北平的任务。平津战役后，萧劲光同志任第四野战军第12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49年3月，率领四野先遣兵团南下参加渡江战役，有效地牵制了白崇禧部队，从侧翼保障了第二、三野战军的胜利渡江。此后，他参与了争取和推动程潜、陈明仁起义的工作。长沙和平解放后，兼任湖南军区司令员。在著名的衡（阳）宝（庆）战役中，他统一指挥6个军、19个师，担负正面攻击的作战任务，歼灭白崇禧部四个主力师，为进军广西、解放华南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
1949年底，萧劲光同志奉命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领导机关，1950年1月任海军司令员。1954年任国防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海军大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
萧劲光同志任海军司令员期间，主持制定了海军建设的一系列方针原则，为人民海军的建设呕心沥血，竭尽全力。组建海军初期，他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与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克服了经费困难、人才匮乏、经验不足等重重困难，在较短的时间内，便完成了海军的创建任务，初步形成了海上防御体系。他注意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参考世界各国海军的发展现状，根据对中国沿海大量实地考察的第一手材料，主持制订了从中国国情出发的人民海军发展规划。他尊重知识，广罗人才，主持确定了“在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以工农为骨干，以解放军为基础，吸收大量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和科学技术人员，争取团结和改造原海军人员，共同建设人民的海军”的组织原则，提出要打好政治思想、组织和技术三个“桩子”。他从海军高技术、多兵种的实际出发，重视院校建设，亲兼第一海军学校校长，率领海军指战员向文化、科学技术进军，迅速完成从陆军到海军的转变，并在边组建边战斗的过程中，与陆、空军配合，收复了除台、澎、金、马外的沿海各岛屿。他努力钻研和勤奋探索人民海军的发展战略。50年代，他结合我军的实际情况，提出“以空、潜、快为主，以潜艇为重点”、“建设一支现代化富有攻防力的、近海的、轻型的海上战斗力量”的建设方针和开展海上破袭游击战的思想。50年代末，他瞄准世界海军的新发展，领导确定了海军“作战海区由近海到中海，到远海、远洋；舰艇的建造由中小型到大型”、以及“实行尖端技术与常规装备相结合”的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方针原则，为促使海军装备、武器建设提高到更高的水平做了不懈的努力。面对我国三年经济困难，苏联政府撤走专家、撕毁合同带来的严重困难以及“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干扰，他毫不懈怠，埋头于海军建设，努力推动我海军新型武器装备的研制工作。进入70年代，他又根据当时国际形势的现状和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海洋开发的需要，多次向党中央、中央军委提出“海军建设应在加强近海防御能力的同时，适时地、积极地发展中、远海的作战力量”的建议。他十分重视提高部队战斗力，反复强调“建设海上战斗力量应该是我们一切工作的重心”。他亲临解放军军事学院海军系蹲点学习，认真学习研究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战术思想，借鉴中外海战的历史经验，并到舰艇部队和海防前线调查研究，进一步完善海军作战指导思想。他为人民海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成长为一支具有相当规模的海上战斗力量，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1]
从1962年开始，萧劲光同志受到林彪的打击，被横加了“四个第一不是当作第一，而是变为四个第二”、“单纯军事观点”、“反对突出政治”等罪名，文化大革命中，在林彪及其死党李作鹏等人的打击陷害下，遭到错误批判，被剥夺了主持海军工作的权力。1971年“9·13”事件后，他重新主持海军工作，积极解放“文革”中受迫害的干部，致力于海军各项工作的振兴和发展。但又遭到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打击迫害，被强加“上了林彪贼船”的莫须有罪名，身心受到严重摧残。[1]
萧劲光同志一生经历无数艰险，但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铮铮铁骨，丹丹忠心。文化大革命中，他时刻关心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时断然不投江青、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吴法宪、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票。1976年9、10月间，他两次找叶剑英同志，谈对粉碎“四人帮”的重要建议。他坚决主张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主张德高望重的老同志重新出来工作。他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就是在他病重期间，还时刻关心国家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工作，关心着人民海军的建设事业。1979年，在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等同志的关怀下，中共中央对萧劲光同志受到的政治诬陷给予彻底平反。1982年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
1989年3月29日18时25分，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6岁。[2]
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八届、九届、十届、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三届、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一届、二届、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
军衔
- 大将，1955年9月
荣誉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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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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